陈先枢
青年学人李爱军博士历时十年，编纂完成《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文献（1917—1927）》（以下简称《文献》）一书，于最近出版。
“小切口”展现“大历史”
湖南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仅次于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传播重镇，留下许多革命文献史料。这些史料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真实面貌，亟待挖掘和整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要想研究，难的是材料搜集。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史料的支撑，再巧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鉴于此，编纂者从马克思主义地方传播视域出发，以“小切口”展现“大历史”的“文献”叙述方式，将这些革命文献进行精心整理、汇集成册，再现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历史全貌。
然而，查阅文献、搜集资料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年间，李爱军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和革命纪念馆等地，尤其是湖北、湖南两地图书馆、档案馆和革命纪念馆。有些文献散失在海外，他还借去日本京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交流的机会，先后到京都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北海道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文献。在此基础上，他将搜集到的数千万字的史料，选辑精粹，编纂整理出这套珍贵的《文献》。
编纂者新的发现迭出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领域，大量的民国图书、报纸杂志、档案资料和当事人日记等有价值的文献得到整理和公布，出版的大型资料集蔚为大观。新史料的不断涌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和中共党史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文献》立足于本埠，以当时湖南地方出版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女界钟》《新时代》《湖南通俗日报》《湖南日报》《战士》及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和书籍为主，兼顾湘籍革命青年和社会精英人士的译著述，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关文件，发生在湖南的相关活动报道、书信、日记、广告等。
在整理文献过程中，编纂者新的发现迭出，并将其收录其中。在未刊资料方面，南骇（即刘秉麟）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慎庵（即张晓敏）的《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根据》《什么是集产主义？》《我国之倡社会主义者》《西洋人之倡社会主义者》；马昌明译的《社会主义运动小史》（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湖南《大公报》）等等。这些资料几乎是第一次全文公布。在已刊资料方面，编纂者按照研究时限，专设“党团文件类”篇章，选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部资料，1984年版）中的精华，和“文章译著类”“新闻报道类”一起辑录，以飨读者和研究者，可谓煞费苦心。
毛泽东、蔡和森等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
《文献》从地方传播视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革命青年追求、揭示、笃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特别是在与传入湖南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他们成长为一个个真正的“革命者”。
其实，搞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现场去认真研究，这就需要发挥文献的作用。毛泽东、蔡和森等诸多同时代的湘籍革命青年一起发扬湖湘先贤“奋斗造桥”精神（陈独秀语），为介绍、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借用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湘籍革命青年身上复活了。然而，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一开始是“雾里看花”看不清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本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事求是”的确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文献》的出版，为湖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萌发地之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发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是建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等，并涵育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佐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