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铃声声　　

           杨松林

　　外婆家在一个叫水碧冲的山坳里，我记忆极深的小山村。

　　土砖屋依山而建，矮矮的，散落在弯头旮旯。偶见几户白墙黛瓦，很是打眼，外婆家便是。

　　山冲人家有赶早的习惯，赶集、放牛、进山砍柴……就连挖土、栽菜都不例外。外婆起早做饭，外公、舅舅从田间、山头扛着锄头，挑着箢箕，扦担杈满柴，回来了，围着大桌子吃早饭。那是红薯丝、南瓜汤当饭的年代，白米饭精贵，外婆总要在我的洋瓷碗里多装点。

　　乡下人说的打点，就是打铃。外婆尤其注意。她吃饭时，旁边一定会放闹钟。八点尚差一刻，她就急急地催我去打点，还特地嘱咐要打得响亮些，好提醒社员们得出工哒。

　　打点的地方在屋后山坡的一棵大树下，平日里，外婆就把我带到那儿。野草蔓蔓，荆棘遍地。我在前边走，她在后面护着我。到了，外婆便举起铁锤，对准树杈上的铁铃铛用力敲起来——“当啷!当啷！”撞击声传开，整个山冲都是铁铃的声音，连角落弯里都躲不过。此刻，幼小的我仰望外婆，看她高举手臂、努力挥舞，只觉得地球引力拦不住她的高大。

　　后来长大了些，打点就成了外婆布置给我的作业。我日日按时完成，仿佛这已是一个孩子在他五岁时应做到的。我喜欢打点，每日屁颠屁颠、连跑带爬地来到后山坡，上气不接下气地望向铁铃铛，任凭它周身的斑斑锈迹散发透亮、清冷的味道，吸引我学着外婆的模样，两手握住铁锤，脸绷得如满弓的弦一般——咬紧牙!抿住嘴!踮起脚!举起，再举起——“咣!”被我用足了力气敲响的铃铛，震荡出层层声波，压弯了菜田，颤抖了山头，眩晕了鱼塘。而社员们会在声波减弱的关头，头顶草帽，神态自若地扛着锄头，从羊肠小路汇拢来，借铁铃的余音，把互相的招呼、说笑送遍这片山冲，好不热闹。

　　外婆自然都听着了。她夸我点打得响。我咯咯地回笑：“他们都听我指挥呢!”

　　个头再高些，母亲把我从外婆家接回来，送进“半边街”学堂。我这才知道“打点”的说法只存在于田间地头，学堂给它安了个学名，叫“打铃”。“半边街”的铃声是受着琅琅书声熏陶的，且日复一日，早已褪去了山间野气息。它浓缩成一个哨子的模样，挂在老师的脖子上，随着老师嘴里的吹气，发出一声声又尖又亮的鸣叫，短促响亮。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学生气的“打铃”。

　　再次见到，我已经读三年级了。铃铛掌握在一个留短发的女校长手里——懵懂得很，直到长塘小学，我才晓得学校原来还有校长的。这会儿的铃铛终于是个“铃”的模样。它比哨子大，却较铁铃小，刚好一个贴紧手掌。叮铃铃摇起来，响声且清且脆。校长有节奏地摇晃铃铛，边用方言大声催促：“上课哒!上课哒!”我好羡慕校长手里的那个铜铃铛，但直到离开“长塘”，我都没有摸过。

　　电铃风行的时候，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师毕业的我正在家乡的中心小学——我的母校“半边街”教书。当然，这会儿没有了铃铛，也已无了“半边街”。取而代之的是一幢高大的三层教学楼，紧邻操场。值班老师只需用手一按，铃声便陡然炸响耳边，在没有遮挡的操场上横冲直撞，唬得学生们前一秒还在玩闹，下一瞬便朝向教室，蜂拥而入。一时间，电铃似乎才是孩子王。

　　后来啊，电铃也老了。它卸下一身疲惫，同锈迹斑斑的铁块相伴。电铃窝在广播室的电脑里，铁块悬在香樟树的粗干上。有电时，值日生按下鼠标发言：“同学们，上课了。专心听讲，大胆发言，每天进步一点点。”停电时，值日生轻触铁块，些微的摇晃足够推动气流，瘦高的打铃人、孩子好奇的手指和那遥远时空里的童年一起，奏响叮铃铃的童话。

　　要是学校有个小小的博物馆，收藏铁铃、哨子、铜铃、电铃……该多好啊！可以在多少人的记忆里泛起涟漪啊。如今，铁铃不见，老屋消失，只剩发黄的老照片里似有铃声阵阵，在每个早晨，每次朝阳，每回默记起外婆的嘱咐时，唤回一个孩童，仰头、张望……